崔灿灿:投石者
崔灿灿:投石者
崔灿灿
2016.05

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。直到展览结尾,马轲在多年前一张作品中,写下“一画功成万笔秃”。人们会想到,在展厅开始处,那张红色的,骑马吹号的英雄形象。一折一转,看似不经意,却像石子投入水中,生出第一圈涟漪......

 

展览亦如电影,从开始到结束,之间穿插种种转折和他乡。每个视角的变化,或是叙事的斗转,都将导致结果的不同,彼岸的相异。直到最后,主角的形象才脱颖而出。

 

展览由一张尺幅略小的《酒神》开始,笔触简练,粗旷,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,铺垫了整场展出的基调。这面墙的背面,一组相同形象的《酒神》,以欧洲古典多联画的形式陈列,彼此关联,合为整体。它不着重于对重复图像的强调,而是作品之间对偶关系,不同的原点与途径。虽然,它们在精神指向上是一致的,像是《西西弗的神话》里紧绷的身体,举起巨石的瞬间,试图高于巨石和肉身苦苦劳作的命运。人的精神指向远比巨石更坚硬。

 

一张黑色的《战火》,在两面墙的转折处链接了前后,厚实的颜料交待了行动的力量和意志的果断。之后,《酒神》系列在一张硕大的作品中结束,画面中天空更为宽阔,树枝摇曳,几个飘失的彩色球体。

 

这组多联画中,每张作品都是独立的序列。它的每一个笔触、记号、细节,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,分属于不同时空的现实和情感。然而,当它被编排在一起时,他们又彼此暗合,独立的点滴汇集成完整的叙事。在时间和空间的褶皱处,艺术家反复确认英雄姿态的执念,显露无疑。

 

彼岸,一切出发的目的。两张《彼岸》系列将展览的叙事维度,从形而上学的氛围,拉回一个画家的生涯。画家端起调色板走向征途,它是画家唯一的武器,留下远行的背影。能去向哪里?在最后一笔结束前,调色盘只是肉身,来回涂抹生涩的颜料。最终完成的画面,在此时成了“肉身”的彼岸。居于其中的《无题》烘托了这一气氛,并记录下艺术家的生活缩影。马轲每天从城市去往黑桥的工作室,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日常。暮色中的城乡结合部,留下几个画家的身影,在投身和距离之间,描绘充满现实信息和星斗的夜。

 

在《彼岸》的另一面,展览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的维度,关于行进的路径与方式。《酒神1》在入口处的两侧,与另两张作品构成一个形式关联的步骤。“球形”在不同作品中的运用,变化的递进关系,交叉分离的结构,使形象自身的语意发生转变。它需要画家不断在相异的时空中,来重新支配形象的位置与属性,给予表达新的内容和实质。只有此刻,画家的武器才能称之为武器,绘画才是在特定地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 

上一段话听起来有些复杂难懂,我意识到必须从马轲的作品中,寻找到更多的比对关系,将其验证。在展厅临近结束的一幕,十张《蜘蛛》回应了这场“叙事”的核心,作品前后错置,大小不一。有的在地面斜立,有的在空中悬挂,或是安稳的落在墙上,多向度的空间关系,像一个题引,试图解释展览中发生的主体。

 

《蜘蛛》是马轲梦中的自画像。或许,关于蜘蛛的象征意义,早已在反复的绘制中消耗殆尽,留下的只是一个自我重塑和延展的契机。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年,蜘蛛的形象一再出现,仿佛个人不停修改的传记,我们有机会来窥视一个艺术家,始终变化的精神状态和波动的情感。展开故事,这些作品并不是上下文的直线逻辑,而是交错含混、错综复杂的个人的剧场。如同失调的钟表,指向每个时区的时间与坐标。它的内容被相异的时空和状态延展,“蜘蛛”在每个波段中拥有了新的内容和实质,重塑肉身。

 

“一天早上,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。”卡夫卡在《变形记》里这样开始,之后遭遇了种种荒诞之事,直到他意识到荒诞来原本自于,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。那时,他才开始找到自我。

 

出发总有缘起,《证据》和《仪式3》成为展览中唯有的他者。它引出马轲一直以来的精神遭遇和现实处境,隐藏在视觉背后的社会性,也被一并勾连而出。2003年,马轲在自述中写道:“父亲也希望我成为一名拿工资的美术工作者,可画画却成了我对平庸生活的逃避和反抗……我自己注定是一个寻找的人,找回做人的道德与根源,找回我的判断、良知和爱心,找回我的出路和我本来的面目,然后成为我自己。”那时,马轲离开了体制,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艺术家。数年后,马轲创作了这两张作品,画面中制服所象征的权力和暴虐的形象,像是安排西西弗命运的众神,试图控制一切。它和旁边的小幅人像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,正面与背影,暴君与蝼蚁,服从与出走的对峙,成为马轲对其双重逃逸的隐喻性写照。

 

如何逃逸,直至展览的结尾处,我们才看清主角的形象。一个不断的在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身影,拿着调色盘的画家,背着翅膀的天使,写下“一画功成万笔枯”的人。他主导了所有的幻想,幻想自己可能成为的角色,《酒神》里骑行吹号的英雄,《彼岸》中的远行者,硕大的蜘蛛,结构中的球体。一折一转,前后勾连。

 

生起多重涟漪之后,我们似乎可以洞察一切,暗合人与世界的分裂,演员和布景的分离,揣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现实。然而,这都不是一个画家的存在意义,任何人的生存意义都不应仅是这些。对于个人而言,他真正的职责是寻找自我,超脱自我。无论他的彼岸是画家还是疯子,是先知还是罪犯,这都毫不重要。他对此全心全意,永不停息,事情从一开始便是这样。

 

崔灿灿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6年5月16日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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